【导读】2018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对“高校性骚扰”勇敢说“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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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强化师德建设。大学要注重德行与人格的养成，要有更大的关怀与投射，不能沉浸在个人利益的攫取及情欲的满足上。陈寅恪先生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大学教师要有理想追求，能够做到内省和慎独，有境界、有理性，行为才可能有边界、有戒惧，才能切实践行现代大学精神所提倡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节座谈会上强调：“合格的老师首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说到底，“师有德”，才可能“校有道”。关注高校师德建设、净化校园风气，迫在眉睫。
@澎湃新闻西坡：近年来，高校性骚扰的事件非此一例。据媒体统计，从2014年到2017年，媒体公开报道的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就有13起，包括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事件。许多性骚扰事件有一个共性，即受害者在毕业之后才出手举报。这当然会增加调查取证的难度，但受害者的心理不难理解，因为老师手中握有影响学生前途的权力。
成绩、推荐信、实习机会，这些事情学生都有求于老师。尤其在研究生阶段，导师更是可以直接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双方的相处也更封闭。所以要想杜绝校园性骚扰，必须消除受害者的后顾之忧。
老师强，学生弱，学校就应该给予学生相应的求助渠道以为制衡。典型事件的处理方式则具有示范意义，如果学校在一起性骚扰事件中表明零容忍的态度，那么接下来当有学生遭遇性骚扰时，就会更有勇气打破沉默，个别教师的“色心”就会收敛起来。所以希望陈小武这样的热议事件可以促使更多大学主动建立性骚扰防范机制。
@中国青年报李勤余：高校性骚扰案件往往发生于导师与学生之间，这一点并非偶然。居心不良的导师在犯下罪行后，往往以学生的权益为要挟，对学生威逼利诱。此等伎俩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因为导师与学生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导师手握影响学生前途的“生杀大权”，而学生却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面对学生对导师的性骚扰指控，高校方面除了事后调查，也应积极思考对策，让学生面对无良导师时，不再弱势而无助。
取证工作是处理性骚扰案件的一大难点。加害者以语言或不雅的动作施以骚扰，受害者很难取证。同时，高校性骚扰案发生的时间跨度长，地点隐秘度高，为犯罪者提供了极佳的掩护。而聊天记录、旁人的回忆等间接证据，在可信度上到底打了折扣。近年来，网络上曝光高校案后，当事人大多在第一时间予以否认。这一点，恐怕与某些当事人深知此类事件取证困难，因此有恃无恐不无关系。如何为大学生补上一课，教授其防止性侵的相关知识与技巧，也是当务之急。
我们也不能排除个别学生利用性侵事件“碰瓷”的可能。性侵案涉及的教授级别越高，名声越响，越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即使调查结果支持导师，或以不了了之告终，导师在名誉上的损失也将无可挽回。因此，不论是为了防范学生遭到性侵，还是保护教师的名誉，广大教师都应在与学生的交往中把握好分寸，不做出过分亲昵、逾矩的行为。如此，是对师生双方的共同保护。
高校与其在性侵案后“亡羊补牢”，不如提早在管理上多下功夫，防备这类事件发生。每所高校的校情不同，在政策、措施的制定上不妨因校而异，随机应变。但无论如何，提高对教师的管理水平，都是必要的举措。高校是人们心中圣洁的象牙塔，没人愿意目睹高校被各种性侵事件玷污。我们既要在道德层面上谴责那些玷污高校的加害者，也要用制度建设主动净化高校的环境。如此才能标本兼治，真正还高校师生一方净土。
华图解析：高校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纯洁无暇的象牙塔，然而近年来，高校性骚扰案件频发，对于此类事件，不同学校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有之，草草了事者有之，事情不闹大不处理者亦有之，不管哪种处理方式，都严重威胁着学生的身心安全。
2014年，《中国妇女报》曾援引过这样一组数据：全国妇联一项针对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经历过不同形式性骚扰的女性比例达到57%，而在其他机构的调查结构看，数字则是超过57%的。本应是一片净土的高校，为何成了性骚扰案件的滋生地，这是当下亟需关注的问题。
要想遏制这种现象，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健全预防机制，从制度层面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只有用法律让那些潜藏在校园里的色魔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还校园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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