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8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对“高校性骚扰”勇敢说“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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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热点相关背景
因为有人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在调查核实之后,校方决定撤销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教师职务,取消教师资格。而教育部则在研究之后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订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面试热点独家解析
@南方日报扶青:从“陈小武事件”的发酵过程来看,很多女生在被骚扰后保持了沉默,包括向北航实名举报的罗某某,也是在12年之后才发声。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在多个城市收集的6592份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的遭遇高校性骚扰者选择了沉默和忍耐,真正向校方或者警方报告或报案的人不到4%。在选择不报告校方或者警方的原因中,有人觉得不光彩,而称“报告了也没有用”的占了近六成。这直接指向高校师生关系现状,由于导师掌握着大部分学术和工作资源,在相当程度上能决定学生的前途,因此具有强势主导权。而在很多案例中,学校倾向于“捂盖子”,保护学术大咖,对“学术性骚扰”起不到应有的制约作用。
另一方面,当前对“学术性骚扰”尚无准确定义,加剧了治理难度。在上位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性骚扰”的界定简单笼统,导致缺乏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而学术界中的“性骚扰”建立在师生关系基础上,有时候较为隐晦,比如老师以学业等为由,有策略地使用权力并逐渐将基于性骚扰的“互惠观念”合理化等,也很难寻求法律救助。在这种情况下,“师德师风”就是一样较为有力的武器。2014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划出7条红线,其中就包括“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2017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要依法依规加大对各类违反师德和学术不端行为查处力度”……其中体现的思路具一致性:把师德建设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通过“陈小武事件”,其他高校也都应该展开反思,对比发现有可能存在的问题,该作为就要作为,该严惩就要严惩,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绝不能让师德建设变成说说而已。此外,要在探索中尝试,形成防止“学术性骚扰”的长效机制,从而真正做到“坚持立德树人、弘扬师德风范”。
@钱江晚报陈进红:北航教授性骚扰案无疑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个沉重的盖子下,是更多的沉默者。据2017年3月某高校发布的《中国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在中国的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中,有不少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报告显示这些性骚扰的实施者中师长(学校领导、领导、辅导员)占到近10%,教师更容易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手中权力,暗示或者胁迫学生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而多数被害人出于种种原因选择了忍耐。每发生100起性骚扰事件,只有不到4起的当事人会报告学校或者警察。
为何沉默的羔羊只能在梦中呐喊?一是高校师生权力不对等,校园内部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和处理机制。早在2014年,76名厦大校友曾联署呼吁建立机制防校园性骚扰。时隔三年之久,尚未建立。高校性骚扰事件仍是以网络举报的形式频繁上演,网络举报容易引起舆论关注,但随着爆料的增多,时间的推移,公众的关注度势必会下降,那么下一个受害者的正义如何得到伸张?同时,网络举报又易造成公众的道德集体审判,对被举报方的权益也会造成侵害。二是,而从立法层面,校园性骚扰在罪名的认定上仍然存在空白,对“性骚扰”行为也缺乏清晰的判定依据。高校对此类事件的处理,基本是依据高校师德“红七条”。而对于性骚扰的处理不仅止于高校内的行政处罚,更应从法律层面有完善的追究惩治。在我国性骚扰案件一直是“低起诉率、高败诉率”。从立案举证到最终胜诉均困难重重,而且惩罚力度和结果,让受害者觉着举报行为得不偿失。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基础。是时候从法律和行业层面建立和完善反骚扰条例了。
如果说,这场反性骚扰运动是一场由下而上掀起的风暴,那么,对那些已被曝光的高校性骚扰事件,受害者和公众更应该得到一个交代。这就不仅需是高校内部自我清洁机制的完善,更需要在法律层面对性骚扰案件,从申诉到判定惩戒有一系列可执行的完善细则,让长虱子的高校不敢也不能再捂盖子。
@光明日报胡印斌:广州性别教育中心2016年开展过针对中国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收集到的6592份有效问卷中,有69.3%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可见,如何规范和约束当前大学校园频发的性骚扰事件,已经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课题。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严肃问责,将那些肆意触碰红线者逐出教师队伍。若持之以恒地加以惩戒,必然会在校园之内产生震动,也会让那些担心被报复的学生勇敢地主张自己的权益,从而弘扬正气、抑制邪气。当然,相关制度不妨更加细密一些,比如可以参照美国哈佛大学的禁令,禁止任何教授和本科生发生恋爱或性关系。